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26日召开，研究推动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等问题。会议指出，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

　　产业基础能力包含哪些要素？当前，我国产业基础能力总体处在何种发展水平，如何进一步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针对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产业基础能力是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

　　“产业基础能力是对产业发展起基础性作用，影响和决定产业发展质量、产业链控制力和竞争力的关键能力。”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员李燕解释，它主要包括产业发展所必需的基础关键技术、先进基础工艺、基础核心零部件和关键基础材料等工业“四基”。

　　产业基础能力考验的是一国各个产业的“综合成绩”。党校经济学部产业经济学教研室主任李江涛认为，其中涉及各产业的基础理论研究能力、应用基础研究能力、新兴技术产业化能力以及全球产业链管控能力等。

　　“基础理论研究能力旨在实现引领性、原创性产业理论的重大突破，而应用基础研究能力则面向关键共性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等的颠覆性突破。”李江涛说，新兴技术产业化能力重在产业技术的商业化应用，全球产业链管控能力指向建设全球产业支配体系，只有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为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强大的产业动力源。

　　坚实的产业基础能力是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那么，当前我国的产业基础能力表现如何？

　　纵向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基础能力进步飞速。“通过承接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我国迅速融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一跃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在李燕看来，这一工业化过程让我国在部分领域实现了关键设备和技术的国产化替代，产业基础能力大幅提升。

　　横向看，借势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浪潮，我国新技术新产业突飞猛进。李江涛认为，目前在量子通信、5G等领域，我国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能力已世界领先，为下一步的具体产业化和占据世界产业链高端奠定了雄厚基础。

　　目前面临“缺芯”“少核”等难题

　　新形势下，为何要提出夯实产业基础能力，将“产业基础高级化”作为一场攻坚战来打有何重要意义？

　　从内部看，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制造业领域，各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集中体现在产业基础薄弱上。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朱明皓列举道，一些“卡脖子”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仍大量依赖进口，部分产品质量可靠性和一致性差，试验验证能力较弱。

　　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基础技术和工业等产业对外技术依存度在50%以上。以集成电路产业为例，我国每年消费的集成电路价值约占全球出货量的33%，但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仅占全球集成电路总规模约7%，80%的集成电路依赖进口。

　　“近年来，我国产业基础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但在技术水平的先进性、性能的可靠性等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工业经济所副所长冯媛解释道，部分关键基础材料、零部件缺失，无法形成有特色、有竞争力的高端产品及系统设备；部分基础产品性能、质量难以满足整机用户需求，导致一些主机和成套设备、整机产品陷入“缺芯”“少核”“弱基”。

　　从外部看，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戒骄认为，当前世界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强，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练好内功，增强关键和核心技术供给能力，把产业发展的基础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长期来看，这也是构筑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提升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选择。”李燕说。

　　“点线面”整体推进产业基础再造

　　如今，我国制造业规模居全球首位，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如何用好优势，进一步夯实我国的产业基础能力？

　　会议强调，要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做好顶层设计，明确工程重点，分类组织实施，增强自主能力。

　　对此，李燕认为，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就是要坚持应用牵引和问题导向，围绕我国各行业领域产业基础能力的薄弱环节，整合各方资源，补齐发展短板。“一些产业或产业链要解决核心技术从无到有的问题；另一些产业则要实现从有到优、由优变强的高级化跨越。”

　　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朱明皓表示，产业基础再造应以“结构体系”为着力点，由点及线、由线及面、点线面结合，整体推进。“首先，政府要解决一批‘卡脖子’的基础产品和基础技术，形成‘点’的突破。其次，应引导市场进行产业链要素集中投入，解决‘下游不信任上游、上游找不到下游’的应用难题，形成‘线’的拉动。最后引导各行业挖掘培养‘专精特新’冠军企业，形成‘面’的展开。”

　　此外，受访专家表示，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应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

　　“当前，我国产业基础能力提升面临着创新引领意识不足、科技创新体系不完善和研发投入中基础研究持续偏低等问题。这些问题既是过去长期积累的结果，也是新形势下提出的新要求。”在李江涛看来，下一步应健全知识、技能、管理等创新要素参与利益分配的机制建设，提升企业家在国家创新决策体系中的话语权，同时加大力度培育具有国际水平的科技领军人才、战略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

　　刘戒骄也表示，应通过构建开放式协同创新体系，在资金、初始市场等方面支持企业联合高校、科研机构从事关键和核心技术攻关，从而进一步改善产业发展的创新环境。